中国共产党是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的。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促使他们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毛泽东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中央临时政治局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为主席。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中国革命进入党独立领导创建红军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党先后发动和组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创建农村根据地。但是，这时的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怒和复仇渴望，像一团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大家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过高地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到1928年4月，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才基本停止。

上井冈山，“朱毛红军”的源起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南下时，决定选择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因为：这个地区在大革命时期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当地的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都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这里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粮；地处两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9日，起义军在江西永新县进行了三湾改编，实施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措施，开始改变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0月中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部和唐生智部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这是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良机。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担任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2月中旬，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第一次“进剿”。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尤其重视军队建设。1927年底，他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8年4月，他又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当时称“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以后，他们领导的红军被称为“朱毛红军”，是令国民党军队闻之胆寒的部队。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红四军连续打破国民党军“进剿”，使根据地日益扩大。6月23日，红四军取得龙源口战斗胜利，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完整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

中共六大的召开

在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前后，在如何认识当前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这个时候，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面临的诸多问题，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

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所以，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如期召开。出席六大的代表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84人。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大会明确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六大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从而在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六大也存在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