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其一生伟大的军事实践中，一贯强调人是决定因素，但也从未忽视先进武器的重要作用。他既有“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这样气壮山河的豪迈，也有“搞一点原子弹”这样的远见卓识，这种革命浪漫精神和理性务实态度的辩证统一，是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鲜明体现，也是他不懈奋斗努力建设强大国防的历史写照。

“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曾用“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这样形象化的语言，激励全国人民和志愿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但是，作为具有长期丰富战争经验的卓越军事家，他在鼓励士气的同时，也高度强调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并加紧战备工作。

在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就提出要加强军事准备，尤其是空军应该加强，他强调，“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就是对于头上的东西，没有办法对付，只得凭不怕死，凭勇敢，凭牺牲精神”，今天有了条件就应该着手建立起来。此后，毛泽东亲自指导与苏联的协商工作，以争取军事物资援助特别是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在与强敌初步较量中，毛泽东愈加强调现代武器装备的重要性。1951年5月，他在向即将赴苏联谈判的兵工代表团团长徐向前交代任务时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他要求除购买武器装备外，还要多搞点技术项目以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

他在1951年6月21日的两份电报中指出：“在朝鲜作战八个月来，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和急于改善我军装备的必要。”“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

1952年6月21日，在和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的陈赓谈话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要是我们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掌握先进技术的干部，把敌人赶出朝鲜是不成问题的”，为了彻底打败帝国主义，必须抓紧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和下决心解决技术装备落后问题。

随着志愿军武器装备的改善，加之官兵勇敢作战，多次粉碎了敌人攻势。在1952年12月16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一份电报中说：“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

“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后来的炮击金门和边境冲突中，帝国主义多次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对此，毛泽东一方面强调“美国的原子讹诈，是吓不倒中国的”，一方面提出要坚决发展原子武器，并于1955年1月15日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在1956年4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1958年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了研制原子武器的战略意义，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而在中国原子武器研制进入冲刺阶段的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客人时则自信地说，现在世界正在起变化，几个大国要控制小国是不行的，“他们欺侮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工业不发达。但是，这会起变化，几十年后会变化的”。

毛泽东还从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摧毁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出发，强调要估计到帝国主义可能发疯，而想发动战争的疯子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因此，我们也搞一点原子弹，“才有可能制止战争”。

1957年4月21日，在与外宾谈到原子弹问题时，毛泽东从力量制衡的角度透彻地阐述了这一辩证思想，他指出：“谁也没有原子弹是上策，他们有、我们也有是中策，只有它一个国家有是下策。”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1964年10月1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判断有可能争取十年和平时间，因为“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要自力更生搞尖端技术的重要思想。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撤走了在我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对此，毛泽东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而此时中国经济建设也开始遇到很大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于1962年6月和11月先后作出批示：“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有力领导下，我国导弹、原子弹、氢弹等尖端武器相继研制成功，大大提高了慑战能力，也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我们是用原子弹作为防御的武器

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它的巨大破坏作用会给人民带来严重损失，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打原子弹。

1965年1月9日，在与斯诺谈到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

他还在1973年11月12日与基辛格谈话时再次表示：“打仗也不是打原子弹，打原子战争我也不赞成。”

鉴于此，毛泽东多次提出全面禁止原子武器的思想。在1961年9月24日与蒙哥马利谈到对核武器的看法时，毛泽东就提出了是不是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而不使用核武器的战略设想。在几个拥核国家于1963年7月25日草签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后，中国政府即于7月31日的声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愚弄全世界人民的大骗局”，并建议所有国家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毛泽东还多次利用接见外宾的时机，在谈到原子弹问题时向世界人民清晰阐述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1960年10月22日，当斯诺提出有些美国人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时，毛泽东指出，“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并提出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在1964年8月22日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时，毛泽东更是明确地说：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

另外，毛泽东从矛盾对立统一的哲学思维出发，站在战略防御的角度提出“有矛必有盾”的重大战略思想，前瞻部署反导武器研制工作，这也是新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鲜明体现。

1963年12月16日，他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说，我们的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我们又是防御的战略方针，因此，“除搞进攻性武器外，还要搞防御性武器。我们要从防御上发展，要研究反导弹武器。”

此后不久的1964年2月6日，当钱学森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时，毛泽东精辟地指出：有矛必有盾，要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可以看出，从“打手榴弹”到“搞一点原子弹”，反映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劣势武器装备下从被动地努力打赢战争，到追赶先进技术主动制止战争的重大战略思想转变，也是毛泽东强国强军不懈追求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