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自春秋开邑,秦初建县,汉改毗陵,三国设尉(典农校尉),晋又置郡,见《三国疆域志》、《晋书·地理志》皆有记载,郡、县同治毗陵。汉《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以城郭之始也。”
常州古城的城池变迁是由西向东南不断扩大和延伸,城内的街巷河道民居也同样不断发生变化,最大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唐宋元三代。唐代以子城河为界向东南迁至青果巷,宋代已在城内完善水利与桥梁,街巷也形成了四通八达,水路也畅通无阻,至元代更是形成了人流与交通分流的格局。
有资料显示,延陵邑城处于或者接近后来常州内子城的位置。历史上城池的变迁是经常发生的。宋《咸淳毗陵志》关于“望晋陵县,古延陵邑,杜佑《通典》言之祥矣”的记载,还应为城内的内子城。
古城经历了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乱,如萧梁时的“侯景之乱”,五代时期的“钱鏐陷邑”,建炎年间的“金人略常”,南宋末期的“元兵屠城”,太平天国的“长毛造反”等多次兵燹,城市被毁于战火,为此明清之前的城池记载大多按南宋(毗陵)旧志而述。
古城常州从春秋建立城池到清代废帝制为止,直至于民国年间,其中有内子城门、外子城门、罗城城门、新城城门,加上民国年间新开拓的西瀛门、文在门、博爱门和中山门,常州历史上一共有过 13 座城门。至新中国成立,常州城池还较完整,明代所筑的新城城门仍雄踞于常。还有九座城门:通吴门、德安门、广化门、青山门、和政门(后改为中山门)、朝京门、文在门、博爱门和西瀛门。
两千多年的城市荣枯盛衰,全部沉淀在这座城市的一砖一瓦和一城一门中。从内子城建城开始,常州的城郭都是由城垣和城门相连接的,城门在其中起到了开启城市门户的作用。从近年出土的战国和后唐时期城砖上有“罗城”,以及湖北江陵出土战国时期刻有“延陵东门”字样的木梳,说明战国时期已建有延陵邑城东门。
据《常州府志》载:“汉高祖五年改秦延陵县为毗陵县”,翌年“令天下县邑城”。当时毗陵县是在春秋战国的延陵邑城的基础上有所扩展,城址范围只是在北界东横街,东界文化宫,西至南北大街,南界青果巷,当时未设城门,只有市河。晋太康年间(280-290)建内子城时,始建北极门和迎秋门为早期的城门,分别位于北门青山桥堍和西横街府桥西。到了唐景福元年(892)重新加高城墙。而真正建城门有文字记载的是在五代十国,吴顺义辛已年间(921)筑外子城时,城垣的北门(在原有北极门的基础上)重建的青山门,是常州第一座有文字记载的城门。
宋咸淳《毗陵志》载:“望晋陵县,古延陵邑”,延陵为先秦时期季札的封邑,应建有邑城,应缺少文字记载而延陵城邑的位置无法确定,历代记载常州城垣的变迁,先后都由内子城、外子城、罗城、新城等组成。
常州的城市形成从历史沿革来看,分了好几个阶段。它们从延陵邑城、毗陵县城、内子城、外子城、罗城到新城,经历了多个朝代,才使常州城的型制日臻完善。
内子城始建于晋太康年间(180-289),此后几经修废。位于现在的西横街以北(市第二中学至大观路一带),为郡(府)署的驻地,也为常州最早的建城之地。至唐代初年几经修废,至唐景福元年(892)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遣兵部尚书、节度押衙唐彦随权领州事,重修内子城,立城隍祠、天王祠、鼓角楼、白露屋等。并将内子城的周长扩大到二里三百一十八步(当时距离计算均以人的脚步来丈量),城高二丈一尺,向为郡,府治所生。
外子城,常州唐代所筑内子城是选用中国传统的方形城郭,而外子城则是沿内子城向东、南两个方向拓城墙外延。隋代大业六年(610)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运河穿城而过,由于交通漕运带动了城市的繁华,沿河临居建筑物渐增。唐代时的常州,许多织造业多傍河而设,并不断向东延伸。到了五代十国时的吴顺义年间(921),常州在吴王杨溥的统领下,由刺史张伯悰增筑外子城。城垣西沿玉带河、北沿关河至青山门,东至北水关迎春桥,南沿迎春桥至白云渡,向西经惠民桥、甘棠桥、觅渡桥至西水关,这一圈称为外子城。计城周长七里三十步,城高二丈八尺,城墙厚二丈,内外筑以砖石,要求“方直雄固”,号称金斗城。并有余斡诗为证:“毗陵城如金斗方,固若金汤筑严防。”在外子城的城垣上,东南西北分设迎春、金斗、迎秋、北极四城门。宋绍兴二年(1132),常州郡守俞竢重修,其金斗门后来改为鼓楼。五代十国时(921)筑的外子城,其范围为内子城的四倍,常州的城郭从此扩大起来了。在外子城上开的四城门:东为迎春门,在今局前街与市河相交的迎春桥堍;南为金斗门,在今北大街南口,原甘棠桥堍;西为,在今邮电路中段;北为北极门,在今北直街北,青山桥堍。外子城平面城郭仍略呈方形,但北小南大,四城门虽不对正,但城内街道平直规整,城的南面已与江南运河古道(市河)相邻。
罗城为吴天祚二年(936),由刺史徐景迈所筑,是常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垣。城垣东沿关河至通吴门外的舣舟亭,南沿市河至广化、德安二门,西沿运河至朝京门的石龙嘴、锁桥一带。北至青山门、和政门等。依罗城而挖的护城河即城濠,水面宽阔,气势宏大,联合内子城、外子城、罗城三城,顺应常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的走势,依托内子城的北城垣和城濠,逐次向东南拓展。三城城内有市河相通,城外有城濠(护城河),加上运河由西入城向东贯穿罗城与外子城之间。
罗城周围二十七里三十七步,城墙高二丈,有九座城门,分别为:通吴门(东门),怀德门(小东门),德安门(大南门)、广化门(小南门)、朝京门(老西门)、青山门(大北门)、和政门(小北门)、东钦门(东北门)、南水门(西南门),其中南宋时因行都在临安(杭州),通吴门改名为朝天门,在城壕上筑有御敌楼。
罗城筑成后,重叠的三道城墙,加上城濠的建成,增强了吴国和南唐在常州的防御力量,也促使统治者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一时留意农事,曾现出“苏常熟、天下足”、“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景象。据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武进阳湖合志》载:“罗城,……惟东南故址稍存。”说明罗城东南段的城墙至清末还保存着。
新城,明洪武二年(1369)战事频发,常州驻重兵,由守御官中山侯汤和大将军驻守,但因罗城大而难守防,逍收缩东、南、西三面,在罗城内再筑新城。清代武进人赵怀举在《亦有生斋集乐府》中写到这段历史:“危城四十里,地廓力不支,汤侯筑三面,敛彼东南西”。城墙北段保存,东向沿市河至北水关,再向东沿今中山路至中山门,又沿和政门、朱雀桥至东水关,向南至德安门、邗沟桥、广化门至西水关,西沿市河至关河,筑以墙砖双砌石城墙。城周围十里二百八十四步,城高二丈五尺,北段城垣保留。整个新城上的七座城门,东(通吴门)、西(朝京门)、南(德安门)、北(青山门)、次北门(和政门)均仍用旧名,小东门改为中箭门,小南门改为石幢门。各城门均有箭楼,外有瓮城(即域城),城壕宽十六丈,深二丈,设水关(门)四座:东水关、西水关、西小水关、北水关。从明洪武二年(1369)以后筑的新城,奠定了常州旧城的范围和格局。明成化十八年(1482),知府孙仁重修中箭、石幢两门,又恢复怀德门和广化门。至清同治三年(1864),城垣曾多次整修。至清光绪末年(1907),城门仍有:通吴门(东门)德安门(大南门)、广化门(小南门)、朝京门(老西门)、青山门(大北门)、和政门(小北门),以及四水关。
常州城郭的几度扩筑,刻画出了城市发展的轨迹。常州古城城厢的面积虽不大,但筑城的界限在新城形成之时,已考虑了各个街道区域的功能。所以明代筑新城后,直至民国基本未变。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常州城区大多还是沿用明代新城的格局。